王祖德是個醫生。

他1938年生於上海，1949年小學畢業，1955年高中畢業後，考入上海第一醫學院。那年他實足16歲。王祖德的父親和母親都是醫生。在1949年以前，開過私人診所。五十年代後，私人診所不允許存在了，他們進了國有醫院。

為何被劃入「另冊」？

王祖德在醫學院念書時，逢上了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他當時是個剛滿18歲的青年，還很天真。他覺得自己是個不懂政治的人，更不是一個會介入政治的人。在所謂「鳴放」時期，他沒有寫過大字報。只是在會議上，他對班裡選班幹部六人選六人的方式有過批評，認為等額選舉的方式讓人心理上覺得不民主。在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如章伯均被整成「右派分子」後，他也提出過疑問：這樣搞的話，民主黨派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看到班裡他的要好同學被劃成「右派分子」，他不由地在「批判會」上為他們辯解。因為這些，他幾乎被定成「右派分子」。當時，他就讀的大班六十個同學中，已有五人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僅僅因為「右派分子」的名額指標已「滿」，他才得以倖存於「右派」之外。但他仍然是一個被「內部掌握」的「右派邊緣分子」。到了文革，這些材料被拋出來，他就被稱為「漏網右派」。

畢業時，學生由「國家統一分配」。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同學都被送去「勞動改造」。像王祖德這樣雖然沒有劃成「右派」但被認為「有問題」的畢業生，在畢業生分配的紅榜上沒有名字。他們待分配了一段，才作為另類處理，分配了工作。王祖德被高教局分配到同濟大學醫務所。他清楚自己是被劃入「另冊」的人，但他仍然兢兢業業地做好一個醫生。

文革開始，1966年，王祖德的父親王熊飛醫生就受到衝擊，他們的家被查抄。王熊飛當時是上海浦東六里中心衛生院的醫生，而且是個在浦東有名的好醫生。他醫術高明，工作積極，還當過縣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但是文革來了，新的革命需要新的敵人。1966年6月，《人民日報》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王熊飛醫生的年齡和職業地位，使他立即成了革命的第一批打擊對象。他的兒子則稍後。

一句議論毛澤東健康的話引起的血雨腥風

王祖德自己是醫生，父母是醫生。在醫生圈子裡，王祖德聽說，毛澤東因中風癱瘓，曾請上海名醫陸瘦燕去北京為他針灸治療。他對弟弟講起過這件事。弟弟是復旦大學數學系的學生，無意間告訴了朋友。這件事被「揭發」出來。不僅他弟弟成了「反動學生」，而且追查到王祖德。王祖德只是說到了毛澤東的健康問題，卻立即被說成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先是學校裡貼出了有關此事的大字報，後來又「揭發」出他1957年的「漏網右派」問題，再「揭發」出他平日有過的一些對文革不滿的「反動言論」。1968年一月，他被關進同濟大學「學六樓」，遭到當時的所謂「隔離審查」。（編者按：中國人被共產黨的黨文化洗腦了，揭發和舉報是黨文化用詞，陰暗而無人性，如果能有機會讀一讀《解體黨文化》一書，頭腦就清醒多了。）

「學六樓」現在已經拆掉，位置在現在的留學生樓旁邊。學六樓在1968年被用來關押被「隔離審查」的人。王祖德是第一個被關進去的。後來被「隔離」的老師越來越多，陸陸續續關進來，一個人一間，兩層全關滿了。後來的同濟校長李國豪教授也曾被關在裡面。二樓的窗上還造起了鐵絲網。

當時掌管同濟大學的是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權力機構，叫做「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由軍隊代表、 「革命幹部」代表和「革命群眾」代表三方面組成。「革命委員會」建立後作的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展「對敵鬥爭」。在學校中不經法律程序關押人甚至打死人，從1966年就已經開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使這一套做法更加體系化和權威化。他們用整座樓來關押和審訊那些被認為是「反革命」和「階級敵人」的教職員工和學生。

在王祖德被關押期間，一系列由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簽發的文件下達到各地，指導如何確定鬥爭對象，如何審訊，如何組織鬥爭會，如何定罪等等。從1968年初，開始了文革中歷時最長害死人最多的一輪迫害高潮。在同濟大學，王祖德醫生首先被關了起來。

王祖德被「隔離」期間，幾乎每一天都被審訊逼問，而且被毆打侮辱。整他的主要是學生，也有醫務所的一些人。那時大學生都不上課，其中參加所謂「專案組「的人，夜間審訊可享受免費宵夜，還有機會用公款旅行作所謂「外調」。這些人沒完沒了地要他寫「交代」，包括要他「交代」1960年到同濟大學以後，八年來有過的「反動思想」和說過的「反動話」，等等。王祖德坦然地面對了自己的「問題」，對自己說過的話，他都承認了，從1957年學生時代的言論，到有關毛澤東健康的議論。他希望，講清楚之後，該怎麼了結就怎麼了結。

可是，整人者的目的並不是要「搞清問題」。折磨和整治一個活人，這本身成為這些人的樂趣和目標。同時，他們一心要把王醫生的事情搞成一個「反革命大案」，作為他們進行「對敵鬥爭」的大功勞。那時每抓出一個「階級敵人」或者「反革命集團」，學校裡就貼出大標語歡呼「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專案組」無休無止，提出根本無法滿足的要求，要王祖德交出武器，還有發報機。同濟大學的人到王祖德家數次搜查，可是什麼都沒有找到。他們不滿足於整治王祖德一個人，開始迫害他的整個家庭。他們說王祖德家是個「小台灣」，是個特務機構。他們還把他的父親王熊飛綁架到同濟大學，就「隔離」在王祖德附近的房間裡。他們彼此不能見面和談話。但是父子能互相聽得見被打的時候發出的慘叫。這對王祖德是極大的刺激和折磨。

到1968年9月，王祖德已經被「隔離」了8個月。王祖德不斷被「批鬥」，大會小會地「斗」，也不斷被毆打。他一次又一次數小時在脖子上掛著沉重的牌子，以「坐飛機」（指低頭彎腰，雙臂被折向後面）的姿勢被「鬥爭「。幾個月下來，他已經被打得不像人樣子了。整整8個月，除了審訊和「鬥爭」他的人，他不能見到任何親人和朋友。他能聽到的唯一來自家人的聲音，是父親被打的慘叫聲。在長期的肉體和心理的摧殘中，他絕望了。他把繩子掛在「隔離室」的門框上，試圖吊死自己，但是繩子斷了，他沒有死成。

在絕望和憤怒中，他作了兩件特別的事情。在一次要交「交代材料」的時候，寫上了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兩句詩：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他覺得寧願死，他再也不願意這樣活下去。他寫下的白居易詩句當然被視為是一種反抗，因此招來了打手們更殘酷的毆打。此後，他用一節被打斷了的眼鏡柄，在牆上劃了一些道道。（他在隔離室中被打的時候，眼鏡框子被打斷，斷下很尖的一段。）他叫來「專案組」的人，說這是他寫的「打倒毛澤東「的標語。他不願意活了，他寧願被關進監獄，他寧願被槍斃。就這樣，同濟大學當局報告上海公安局要求逮捕他。1968年9月，在同濟大學大禮堂，開了「批鬥會」，宣布他被逮捕。他隨即被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被逮捕之前，他們再次毒打了他，他瘸著腿帶著滿身傷痕進了看守所。那時他30歲。

家人也無辜株連

這時候，王祖德他還不知道，因為這樣一句議論毛澤東健康的話，使他們一家已經和將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華，當時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二年級的學生，因此被牽連，被說成是「反動學生」，受到「批鬥」。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對著疾馳的汽車撞上去，自殺了。她死的時候，20歲。

王祖德的母親張啟行，當時58歲，同濟大學的紅衛兵到她家裡打她，逼她。她無法承受這樣的傷害：她的大兒子被「隔離」，她的丈夫被「隔離」，她的二兒子是「反動學生」，她的小女兒已經自殺。張啟行終於在東昌路家中的閣樓上服毒自殺。因為家中無人，被發現的時候，她已經離世幾天了。

王祖德的父親王熊飛，當時60歲，他在同濟大學兒子的「隔離室」中被關了一段時間，又被帶回他所服務的衛生院繼續被「隔離」。他與外界隔絕，始終沒有他所惦記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並不認識他的人，告訴了他東昌路一家人的悲慘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兒已經自殺，大兒子被逮捕，於是，在自己的「隔離室」中，他上吊自殺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 的這一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根據一份「內部」的統計材料，這樣在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有一萬多個。這是上海的殘忍，也是文革的殘忍。（編者按：更是共產黨的殘忍，如果有機會讀一讀《九評共產黨》就更明白。）

王祖德被關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二樓。當時復旦大學的教授王造時被關在一樓，王造時後來死在獄中。看守所裡半夜也有人慘叫，肯定是在用刑。對他的審訊很快，因為他只希望速速了結，承認了所有的指控，包括當時最可怕的罪行：寫反動標語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判決過程很快，因為那時沒有法院和檢察院的分工,沒有辯護也沒有上訴這些程序。在看守所關了兩個月後，宣判他因「現行反革命罪」判刑12年。

宣判後，他被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那裡有十個監房。他被關在三號監。三號監有五層，每層有99個房間。主要都是「反革命犯」。當時監獄裡的犯人分兩類，一類是刑事犯，一類是「反革命犯」。他算是後一類。王祖德是醫生，監獄當局讓他在監獄裡給犯人看病。作為醫生，他登記過成千上萬個反革命犯的名字。這些人被抓進監獄，又被送往青海、新疆和安徽。

被判刑之後，他才第一次被容許家人探望，才第一次知道親人的慘死。他的妻子是他在大學的同班同學，在他被審查的時候，他的妻子來送東西，可是不准見面。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7歲，一個才1歲。他的妻子表示願意等他。可是後來迫於壓力，也為了孩子少受牽連，她提出離婚。他平靜地同意了妻子的離婚要求。

他是醫生，他憑著多年來作為醫生的本能，繼續在盡力為病人服務，也全力搶救過垂危的人，在他眼裡，所有的病人，不論他是不是犯人，都是必須救助的生命。他救活了一些人，也有很多沒有救過來。1974年，他被減刑釋放，但是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在一個勞改單位，勞動儀表廠，作為「留場人員」工作。他說他自己的心情一直處於徹底的絕望之中，只是那種絕望感很難表述。

毛澤東在1976年死了。又過了兩年半，1979年1月，王祖德全家被作為「冤案」得到「平反」。他的父親母親妹妹也都得到了「昭雪」，可是，去世十多年的他們，聽不到這一切了。同濟大學在當年逮捕他的同一個大禮堂開會，給王祖德「平反」，他也在那個時候回到了同濟大學工作。可是，他已經家破人亡。

如此慘烈的一家人的悲劇，究竟因為什麼？

毛澤東五十年代中風，這究竟算什麼祕密！？其實這在毛澤東自己的講話中就已經被提到。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不能站著講，他就此作了解釋。這個講話在文革中也流傳過，作為「反帝反修」的「偉大文件」。就是在這個講話中，他說不怕發生戰爭，因為中國有六億人，打死三億還有三億。這個說法震驚了世界，因為不但西方民主國家的領袖們無論如何不敢對他們的選民說這樣的話，而且剛批判了斯大林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也覺得太瘋狂。但是毛澤東這樣說，在中國的土地上曾經被認為是有氣派。三億人的生死可以由一人來定，還理直氣壯地說出，這實在是中國人的極大不幸。

王祖德在私人談話中提到了毛澤東中風，就被定為「惡毒攻擊毛主席」，而所謂對高層領導的「惡毒攻擊」，當時被當作最嚴重的罪名。對王醫生的這種定罪方式，是同濟大學某些人一手造成的，同時，也是由當時的大政策決定的。這樣的案例在當時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例如，在北京大學，年輕的英文教師鄭培蒂，被野蠻地打罵侮辱，關在北大自設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獲罪，是因為告訴了室友，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經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為「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及「矛頭直指偉大領袖」。例如，在湖南省津市涔澹勞改農場，1969年關入一個姓傅的農民，他四十歲得了第一個兒子，高興萬分，他抱著嬰兒不會唱兒歌，就把「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歌詞改唱成「東方紅，太陽升，我家出了個傅毛毛（兒子的小名）」。為此，這個人被判刑7年。文革時代的公安局和法院把「惡毒攻擊毛主席」簡稱「惡攻罪」。這種「惡攻罪」甚至導致許多人被槍決，例如，上海交響樂團的指揮陸洪恩。陸洪恩在精神錯亂的情況下說的話，被作為「惡毒攻擊毛主席」。陸洪恩在1968年被判處死刑遭到槍殺。

王祖德醫生，鄭培蒂老師，這位姓傅的農民，音樂指揮陸洪恩，以及那些犯了「惡攻罪」的人們，他們所說的話和所唱的歌，對毛澤東何損之有？但是，為了個別人的無上權威的確立，王祖德醫生和類似的案件中的普通人，就要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和災禍。為一句毛澤東請陸瘦燕醫生針灸的傳言，王祖德的一家，被害死了三個人，沒死的也被整得死去活來。

曾為毛澤東針灸的醫生陸瘦燕，也在文革中被害死。陸瘦燕是上海中醫研究所所長，著名中醫師。1969年3月，陸醫生被「隔離審查」。他被批鬥逼供。1969年4月27日，陸瘦燕死在「隔離審查」中。

醫生的職責是治病。千百年來，特別是近一百年來，他們的努力帶來了醫學的發展，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品質。他們是可尊敬的一個社會群體。但是，當政治的癌症了控制社會的時候，醫生和所有的人都一起遭難，無法倖免。

了解王祖德醫生的人說，80年代他平反回到同濟大學，後來當了校醫院的院長，他寬宏大度，居然仍能與迫害他的人共事而且一視同仁地對待這幫人，實在是難能可貴、令人敬佩的。

這裡記錄下來的，只是王祖德醫生的遭遇的簡單梗概。僅僅就是這梗概，也讓筆者多次在電腦鍵盤上停下手來，悲憤難抑，無法繼續。事實上，王祖德醫生遭受的外在的和內心的折磨和痛苦，一定遠遠多於此。他是一個醫生，這使人想起了《日瓦戈醫生》，俄國人寫的一部關於醫生和革命的長篇巨作。文革在迫害人方面的嚴密程度和嚴厲程度，都史無前例。

因此，和王祖德醫生的悲慘遭遇相比，日瓦戈醫生留下的詩和書信，以及那位替他保存了詩稿的兄弟，都顯得幾乎像是無法遙望的「奢侈」了。但是人類忍耐和追求的力量也許是相通的。希望有一天，王祖德醫生會寫出他的外在的和內心的歷程，作為歷史和人性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