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德是个医生。

他1938年生于上海，1949年小学毕业，195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那年他实足16岁。王祖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医生。在1949年以前，开过私人诊所。五十年代后，私人诊所不允许存在了，他们进了国有医院。

为何被划入“另册”？

王祖德在医学院念书时，逢上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他当时是个刚满18岁的青年，还很天真。他觉得自己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更不是一个会介入政治的人。在所谓“鸣放”时期，他没有写过大字报。只是在会议上，他对班里选班干部六人选六人的方式有过批评，认为等额选举的方式让人心理上觉得不民主。在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章伯均被整成“右派分子”后，他也提出过疑问：这样搞的话，民主党派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看到班里他的要好同学被划成“右派分子”，他不由地在“批判会”上为他们辩解。因为这些，他几乎被定成“右派分子”。当时，他就读的大班六十个同学中，已有五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比例高达百分之八。仅仅因为“右派分子”的名额指标已“满”，他才得以幸存于“右派”之外。但他仍然是一个被“内部掌握”的“右派边缘分子”。到了文革，这些材料被抛出来，他就被称为“漏网右派”。

毕业时，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同学都被送去“劳动改造”。像王祖德这样虽然没有划成“右派”但被认为“有问题”的毕业生，在毕业生分配的红榜上没有名字。他们待分配了一段，才作为另类处理，分配了工作。王祖德被高教局分配到同济大学医务所。他清楚自己是被划入“另册”的人，但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做好一个医生。

文革开始，1966年，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医生就受到冲击，他们的家被查抄。王熊飞当时是上海浦东六里中心卫生院的医生，而且是个在浦东有名的好医生。他医术高明，工作积极，还当过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但是文革来了，新的革命需要新的敌人。1966年6月，《人民日报》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王熊飞医生的年龄和职业地位，使他立即成了革命的第一批打击对象。他的儿子则稍后。

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引起的血雨腥风

王祖德自己是医生，父母是医生。在医生圈子里，王祖德听说，毛泽东因中风瘫痪，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为他针灸治疗。他对弟弟讲起过这件事。弟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无意间告诉了朋友。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不仅他弟弟成了“反动学生”，而且追查到王祖德。王祖德只是说到了毛泽东的健康问题，却立即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先是学校里贴出了有关此事的大字报，后来又“揭发”出他1957年的“漏网右派”问题，再“揭发”出他平日有过的一些对文革不满的“反动言论”。1968年一月，他被关进同济大学“学六楼”，遭到当时的所谓“隔离审查”。（编者按：中国人被共产党的党文化洗脑了，揭发和举报是党文化用词，阴暗而无人性，如果能有机会读一读《解体党文化》一书，头脑就清醒多了。）

“学六楼”现在已经拆掉，位置在现在的留学生楼旁边。学六楼在1968年被用来关押被“隔离审查”的人。王祖德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后来被“隔离”的老师越来越多，陆陆续续关进来，一个人一间，两层全关满了。后来的同济校长李国豪教授也曾被关在里面。二楼的窗上还造起了铁丝网。

当时掌管同济大学的是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代表、 “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作的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对敌斗争”。在学校中不经法律程序关押人甚至打死人，从1966年就已经开始，“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这一套做法更加体系化和权威化。他们用整座楼来关押和审讯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和“阶级敌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在王祖德被关押期间，一系列由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签发的文件下达到各地，指导如何确定斗争对象，如何审讯，如何组织斗争会，如何定罪等等。从1968年初，开始了文革中历时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轮迫害高潮。在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首先被关了起来。

王祖德被“隔离”期间，几乎每一天都被审讯逼问，而且被殴打侮辱。整他的主要是学生，也有医务所的一些人。那时大学生都不上课，其中参加所谓“专案组“的人，夜间审讯可享受免费宵夜，还有机会用公款旅行作所谓“外调”。这些人没完没了地要他写“交代”，包括要他“交代”1960年到同济大学以后，八年来有过的“反动思想”和说过的“反动话”，等等。王祖德坦然地面对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说过的话，他都承认了，从1957年学生时代的言论，到有关毛泽东健康的议论。他希望，讲清楚之后，该怎么了结就怎么了结。

可是，整人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搞清问题”。折磨和整治一个活人，这本身成为这些人的乐趣和目标。同时，他们一心要把王医生的事情搞成一个“反革命大案”，作为他们进行“对敌斗争”的大功劳。那时每抓出一个“阶级敌人”或者“反革命集团”，学校里就贴出大标语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专案组”无休无止，提出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要王祖德交出武器，还有发报机。同济大学的人到王祖德家数次搜查，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们不满足于整治王祖德一个人，开始迫害他的整个家庭。他们说王祖德家是个“小台湾”，是个特务机构。他们还把他的父亲王熊飞绑架到同济大学，就“隔离”在王祖德附近的房间里。他们彼此不能见面和谈话。但是父子能互相听得见被打的时候发出的惨叫。这对王祖德是极大的刺激和折磨。

到1968年9月，王祖德已经被“隔离”了8个月。王祖德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地“斗”，也不断被殴打。他一次又一次数小时在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以“坐飞机”（指低头弯腰，双臂被折向后面）的姿势被“斗争“。几个月下来，他已经被打得不像人样子了。整整8个月，除了审讯和“斗争”他的人，他不能见到任何亲人和朋友。他能听到的唯一来自家人的声音，是父亲被打的惨叫声。在长期的肉体和心理的摧残中，他绝望了。他把绳子挂在“隔离室”的门框上，试图吊死自己，但是绳子断了，他没有死成。

在绝望和愤怒中，他作了两件特别的事情。在一次要交“交代材料”的时候，写上了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两句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觉得宁愿死，他再也不愿意这样活下去。他写下的白居易诗句当然被视为是一种反抗，因此招来了打手们更残酷的殴打。此后，他用一节被打断了的眼镜柄，在墙上划了一些道道。（他在隔离室中被打的时候，眼镜框子被打断，断下很尖的一段。）他叫来“专案组”的人，说这是他写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他不愿意活了，他宁愿被关进监狱，他宁愿被枪毙。就这样，同济大学当局报告上海公安局要求逮捕他。1968年9月，在同济大学大礼堂，开了“批斗会”，宣布他被逮捕。他随即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被逮捕之前，他们再次毒打了他，他瘸著腿带着满身伤痕进了看守所。那时他30岁。

家人也无辜株连

这时候，王祖德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她死的时候，20岁。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58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终于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当时60岁，他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一家人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中，他上吊自杀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 的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这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有一万多个。这是上海的残忍，也是文革的残忍。（编者按：更是共产党的残忍，如果有机会读一读《九评共产党》就更明白。）

王祖德被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二楼。当时复旦大学的教授王造时被关在一楼，王造时后来死在狱中。看守所里半夜也有人惨叫，肯定是在用刑。对他的审讯很快，因为他只希望速速了结，承认了所有的指控，包括当时最可怕的罪行：写反动标语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判决过程很快，因为那时没有法院和检察院的分工,没有辩护也没有上诉这些程序。在看守所关了两个月后，宣判他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2年。

宣判后，他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那里有十个监房。他被关在三号监。三号监有五层，每层有99个房间。主要都是“反革命犯”。当时监狱里的犯人分两类，一类是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算是后一类。王祖德是医生，监狱当局让他在监狱里给犯人看病。作为医生，他登记过成千上万个反革命犯的名字。这些人被抓进监狱，又被送往青海、新疆和安徽。

被判刑之后，他才第一次被容许家人探望，才第一次知道亲人的惨死。他的妻子是他在大学的同班同学，在他被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来送东西，可是不准见面。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1岁。他的妻子表示愿意等他。可是后来迫于压力，也为了孩子少受牵连，她提出离婚。他平静地同意了妻子的离婚要求。

他是医生，他凭著多年来作为医生的本能，继续在尽力为病人服务，也全力抢救过垂危的人，在他眼里，所有的病人，不论他是不是犯人，都是必须救助的生命。他救活了一些人，也有很多没有救过来。1974年，他被减刑释放，但是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一个劳改单位，劳动仪表厂，作为“留场人员”工作。他说他自己的心情一直处于彻底的绝望之中，只是那种绝望感很难表述。

毛泽东在1976年死了。又过了两年半，1979年1月，王祖德全家被作为“冤案”得到“平反”。他的父亲母亲妹妹也都得到了“昭雪”，可是，去世十多年的他们，听不到这一切了。同济大学在当年逮捕他的同一个大礼堂开会，给王祖德“平反”，他也在那个时候回到了同济大学工作。可是，他已经家破人亡。

如此惨烈的一家人的悲剧，究竟因为什么？

毛泽东五十年代中风，这究竟算什么秘密！？其实这在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中就已经被提到。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不能站着讲，他就此作了解释。这个讲话在文革中也流传过，作为“反帝反修”的“伟大文件”。就是在这个讲话中，他说不怕发生战争，因为中国有六亿人，打死三亿还有三亿。这个说法震惊了世界，因为不但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们无论如何不敢对他们的选民说这样的话，而且刚批判了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也觉得太疯狂。但是毛泽东这样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被认为是有气派。三亿人的生死可以由一人来定，还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实在是中国人的极大不幸。

王祖德在私人谈话中提到了毛泽东中风，就被定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所谓对高层领导的“恶毒攻击”，当时被当作最严重的罪名。对王医生的这种定罪方式，是同济大学某些人一手造成的，同时，也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案例在当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例如，在北京大学，年轻的英文教师郑培蒂，被野蛮地打骂侮辱，关在北大自设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告诉了室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经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例如，在湖南省津市涔澹劳改农场，1969年关入一个姓傅的农民，他四十岁得了第一个儿子，高兴万分，他抱着婴儿不会唱儿歌，就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词改唱成“东方红，太阳升，我家出了个傅毛毛（儿子的小名）”。为此，这个人被判刑7年。文革时代的公安局和法院把“恶毒攻击毛主席”简称“恶攻罪”。这种“恶攻罪”甚至导致许多人被枪决，例如，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陆洪恩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说的话，被作为“恶毒攻击毛主席”。陆洪恩在1968年被判处死刑遭到枪杀。

王祖德医生，郑培蒂老师，这位姓傅的农民，音乐指挥陆洪恩，以及那些犯了“恶攻罪”的人们，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唱的歌，对毛泽东何损之有？但是，为了个别人的无上权威的确立，王祖德医生和类似的案件中的普通人，就要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和灾祸。为一句毛泽东请陆瘦燕医生针灸的传言，王祖德的一家，被害死了三个人，没死的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曾为毛泽东针灸的医生陆瘦燕，也在文革中被害死。陆瘦燕是上海中医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医师。1969年3月，陆医生被“隔离审查”。他被批斗逼供。1969年4月27日，陆瘦燕死在“隔离审查”中。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他们的努力带来了医学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品质。他们是可尊敬的一个社会群体。但是，当政治的癌症了控制社会的时候，医生和所有的人都一起遭难，无法幸免。

了解王祖德医生的人说，80年代他平反回到同济大学，后来当了校医院的院长，他宽宏大度，居然仍能与迫害他的人共事而且一视同仁地对待这帮人，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这里记录下来的，只是王祖德医生的遭遇的简单梗概。仅仅就是这梗概，也让笔者多次在电脑键盘上停下手来，悲愤难抑，无法继续。事实上，王祖德医生遭受的外在的和内心的折磨和痛苦，一定远远多于此。他是一个医生，这使人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俄国人写的一部关于医生和革命的长篇巨作。文革在迫害人方面的严密程度和严厉程度，都史无前例。

因此，和王祖德医生的悲惨遭遇相比，日瓦戈医生留下的诗和书信，以及那位替他保存了诗稿的兄弟，都显得几乎像是无法遥望的“奢侈”了。但是人类忍耐和追求的力量也许是相通的。希望有一天，王祖德医生会写出他的外在的和内心的历程，作为历史和人性的见证。